【楼诚】三十年 - 7
【7】
初起微澜（3）
1957年初春的时候，上海出了件大事，延安路四明堂药局公方代表刀伤私方经理。原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案子，两人一直有些小矛盾，私方经理看不惯曾经的学徒一跃成为公方代表发号施令，公方代表一时上火，用水果刀划伤了老板的手臂。
法制不成熟，又恰逢公私合营磨合期的关键节点，副区长匆忙赶去调查处理，要求公方认错道歉解决问题，希望私方能谅解。可惜公方代表拉不下脸面，事情就此被搁置下来。
在浓浓的阶级斗争氛围下，“四明堂事件”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。
彼时“大鸣大放”如火如荼，中央受到上海民主党派《文汇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百家争鸣的启发，开始动员党外力量冲击党内沉闷气氛。上海市委召开党外民主人士宣传工作会议，时任副市长荣毅仁在会上谈论了对“四明堂事件”的看法——持刀伤人牵涉到法纪问题，必须要维护法纪，此事处理不公。
明诚翻了翻会议记录，除了对“四明堂事件”的评论以外，不少民主人士对财政部所提的建言也很有建设性，值得整理考虑。
“荣先生真是敢说话。”他对明楼如是评论。
明楼点头赞同：“你别看荣毅仁笑眯眯的，其实个性特别刚正，出了这种事自然要出来说话。”
“他的话是有道理的，法纪该和经济一起抓，只是现在到底分不出那么多精力。”
明楼从办公桌上翻出一小叠简报：“说起来，最近刊登了很多鸣放言论，怕你来不及看，财政相关的我都整理出来了。”
明诚惊得眼睛都睁大许多：“明长官这是做起明秘书的工作了？”
“为人民服务。”明楼一笑。
鸣放政策是中央放出的一把火，气氛烧得很旺，却一不留神烧得超出了他们的预想。来自党外的批评渐渐涉及敏感话题，高层认定，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右倾分子。
运动的风向在社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转变，按而不发。
各部委、各大学、各学会依然在积极邀请党外人士发表言论，除去个别尖锐的意见，大部分关于在现行制度下最大程度实现民主、法治和自由的诉求，都算是真诚的。
明楼作为党内骨干是不必在鸣放运动里陈词的，但是招架不住他在工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在学生中的威望，有的民主人士为支持自己的观点，多有提及“明先生也有此意”；一些大学学生为了增加言论的可信度，开口便是“明教授说过”。
明楼或许说过，他也不记得自己是否说过了。
仿佛一夜之间，当高层内部“需要点名批评”的人数暴增，反右运动如一个魔咒般席卷全国，所到之处掀起惊涛骇浪，上海二十万工商业者人心惶惶。
荣毅仁、盛康年等“小开派”最先成了开火的对象，所谓 “荣盛小集团”、“煽风点火”、“密谋策划”、“同情章乃器”……似有若无的帽子一顶一顶地戴，书面交代和自我检查一次一次地写。
明诚每日上班途径的大街小巷或多或少贴着大字报，批判的是他几乎可以担保一心向党的堂堂副市长，他一张张看过去，简直是个尖锐的讽刺。
下一波冲击随之袭来，曾经正规的“7.1学习会”和之后工商界三五好友的小聚，猝不及防皆成了“拉帮结派”，参加过那些活动的资本家还没来得及为荣、盛二人愤愤不平，就几乎全部被左派揪了出来。大学成了另一个攻击重点，发表过意见的教授和青年学生再也没有安生的日子。
帽子满天飞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在右派领头分子的名单中赫然出现了一个名字——明楼。
第一次被请去谈话来的很快，明楼原本镇定得很，自知在谈论政策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把柄，可批判火力却出乎意料地猛，“资本家连年聚会搞阴谋”这种话，对方说得理直气壮，不容反驳。明楼不明就里地回了家，实在搞不懂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祸害人民大众的。
第二次紧接着到来，不知是谁牵扯出明楼和潘汉年的关系，一时间又把他和国民党以及日本人的政治瓜葛旧事重提，语气基本上是逼问。事关潘汉年，这些话几乎让明楼生了气，被他强行忍住。
第三次，第四次……慢慢地，批判和交代都不再需要清晰明确的主题，左一敲右一击，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了打成右派的有力证据。
明诚心疼得不得了，既觉得匪夷所思，又觉得早有预料，再多心理准备，在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，都是那么不堪一击。
他又不可控制地想起萦绕于心的来自潘案的恐惧，最终只对疲惫不堪回到家里的明楼说了一句：“大哥不要在外面说话了。”
“我没有乱说话。”明楼摆摆手，径直走到窗边去拉窗帘——这好像是他最近回家后的一个习惯。
明诚看着他的背影着急：“你现在不管说什么话，都变成了乱说的话！”
明楼没有回头，沉默地拉上另一边窗帘，笼在身上明明灭灭的光影彻底没入一片黑暗之中，明诚险些觉得看不清他。
明诚恐惧地意识到，明公馆里好像只剩下禁闭门窗才能保持住的可怜的温度。他把声音放软了，近乎恳求：“大哥让我在外面谨言慎行，那做个榜样好不好？”
明楼半晌开口，声音在又静又黑的房间里低低应他：“好。”
明诚打开灯，他们坐在一直讨论工作的书桌两侧，认认真真讨论他们的未来。一直堆放数据和材料的桌角，现在还有一纸来不及上交的自我检讨。
明楼说：“我想辞掉客座教授之职，现在这样的身份，不再合适教书了。”
“好，你兼顾两边，本来就太辛苦了。”
“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，我可能也当不下去了，时机合适的时候就放手。”
“好，都听你的。”
明楼在第五次谈话之后就有些麻木了，他在建国之后和荣毅仁与盛康年走得太近，想辩解什么都似乎无从说起。更何况他的问题牵扯太广太深，和一批想整垮他的左派分子永远也说不清楚。
对方的话急而密，明楼便随之放空脑子，唯一清晰的想法就是庆幸在“五反”之后，明诚阴差阳错再也没有去参加那些工商界的聚会。
说起来，明诚的悲惨身世和童年遭遇在这种敏感时期成了他的保护色，斗争暂时还没严酷到一网打尽的地步，他大概只算半个资产阶级。平日里明诚公开说的话非常少，不至于发生针对他个人的打压批判。
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这场批判持续到1958年，直到许多亲党的红色资本家都被通过各种途径暂时保下来，明楼还在一次次写书面交代。曾出面力保荣、盛二人的民建市委会副主任孙更舵、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极力替明楼周旋，但明楼的问题显然更加复杂。
明台在北京知道明楼被打成右派，已经是明楼被批判近三个月以后的事了。书信断了一段时间，他是从来北京出差的同志那里得知的。“资产阶级小团体”的问题明台帮不上忙，关于潘案的牵扯他又需要回避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明台很自责。
罗青长发现明台长时间坐立不安，一问才知，关于当年情报工作的质疑又在上海卷土重来。他把明楼和其他几个同志的困境直接告诉了周总理，于是当年负责华东区工作的干部被暗中派遣到上海，帮助他们撇清牵连。
历时近半年，批判终于告一段落，然而明楼右派的帽子从此再也摘不掉。
明诚是右派家属，事情平息后依然在财政局任职，可职务和待遇却不免大幅下降，也不免遭受些指指点点和偏见。从前并肩作战的几位领导人都不在上海了，明诚不得不单枪匹马应付这一切。
关于“家属”这个说法，明楼找到了一点乐趣——他觉得用词非常微妙讨喜。
北京气候渐暖的时候，明台收到了一封家信，也是从上海寄来的最后一封家信。明楼回了他一张白纸，是约好的意思——当此关头，万事小心，不必再通信。
明诚发现明楼的眼神变了，三分坚定，三分忍耐，三分圆融，还有一分因迫不得已的遭遇所带来的遗憾，近来更是一出门就换上一副谦恭的神情，叫他心疼的很——从前在外所向披靡的明楼，只会对他和明镜露出这副样子。
可是明诚知道，明楼再谦逊，骨子里也是骄傲的，这份亘古不变的骄傲终会和妥协两相撕扯，一点点消磨他。
——初起微澜 （完）——
（TBC.）
之后的第三篇章应该相对和缓一些，过个渡~
谢谢读到这里的你～